我看《小资vs愤青》

张远山在其《小资VS愤青》 第三段中用了20个排比句式历数了小资和愤青的不同特征，而对于小资和愤青的定义丝毫未有触及。即便丰良语者将小资与愤青一并嗤之，也只是苦口婆心地告之以其价值取向之不同。愤青犹罢，自有甚或为小资而实未可知的饶蕾女士为其抱打不平。而小资阵营，却无人出马应战，未免令张先生有单刀赴会之荣耀与尴尬。而我以为，无论张先生抑或丰先生，都有意无意忽视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小资和愤青之不同，本为生活方式之异。但既然张先生将两方生生对立开来，认为“就思想倾向而言，小资是右派，而愤青是左派－－这正与思想界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系相当”，又说“真小资虽然无害，但也非常无用，他们只关心一己的私利，而不关心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假愤青关心国家大事，但却可能把国家再次拖向以大乱为大治的深渊。”那么，张先生显然认为小资和愤青势同水火，并认为对于国家社会而言，愤青有害而小资无益。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情形果真如此吗？

首先，由于张先生未给出关于小资和愤青的定义，我无法判断其分类标准。然而，无论怎样来定义小资和愤青，我都相信他们的关系不会是海水和火焰。小资与愤青并非左右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愤青之愤，并不针对小资。遍观张先生所列举的互联网话语霸权，“为恐怖主义欢呼”等愤青诸多“劣迹”，又有哪一项是针对小资？其次，中国大多数的小资，虽然其脑袋向往资本主义，身子却仍在社会主义。物质决定精神，很多事情上小资乐见愤青所为甚至同仇敌忾，在一定条件下一不小心还有转化为愤青之可能性。小资追求个人利益，愤青又何尝不是？愤青忧国忧民，小资就不盼国泰民安？动机相同，表现各异，两者实属同一群体的不同称谓。

其次，从张先生所关心的国家前途命运的层面上来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早在80年前，毛泽东在其《中国的阶级分析》一文中即一针见血地为我们指出了要害所在。８０年后再读其文，建立在所有制关系概念上的阶级划分固然已失去其现实性，但其文章精髓犹在。诚然，革命和阶级斗争并非当前社会之主流，但阶级阶层间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从反腐的角度指出，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对立最严重的，乃是官僚阶级和平民阶级。（王义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至今尚未有人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做一系统分析，然而如果非要划分的话，我也决不认为小资和愤青应属于不同阶级或阶层，更不认为小资和愤青的对立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观诸小资和愤青当下之种种表现，固有不器之忧，我愿意相信张先生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恨铁不成钢之语，但更认为现阶段当务之急是认识到小资和愤青作为社会中坚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其彼此认同，令其互取短长，引导其向同一方向生长。因为“成熟的中产阶级必将伴随着全面的、理性的认同，否则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非但不能带来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相反，可能因为它的分化而带来社会的两极矛盾，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沈晖　《当代中国中产阶级认同现状探析》）

张先生或者认为这又是一场“无聊舌战”。诚然，如果只求避在风花雪月的圈子里做一个真正的高雅者，那么小资与愤青之事，不理也罢。但容我冒犯，如果只图在小资和愤青身上做文章，却忽视了社会问题之关键所在，这倒真是“抽刀向更弱者”，合了张先生自己所说的“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这句话。这样的评判实在于事无补，至多博得高雅者莞尔一笑，而小资依然小资，愤青更加愤青。这样的结果非但于小资和愤青自身无益，于中国社会形成之前途亦无益。